“如今，大家明显感觉到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经验和规律到现在指导作用变弱了。其原因是中美关系跟过去的三十多年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部分质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说道。
4月29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袁鹏分析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与新形势，并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应对方案。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40年周年。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上高度吻合，可以说，没有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就没有改革开放，反过来，如果不启动改革开放，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可能开启。”
袁鹏指出，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美关系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此两个不同的大国既没有发生热战，也没有发生冷战，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基本经验是，三个联合公报加上三个联合声明，规范了中美三四十年的发展。
至于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袁鹏认为，中美从经济实力、战略态势、战略基础到战略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四个变化同时袭来，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变了，跟过去30多年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他具体分析道：
第一，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2017年，中国的GDP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65%。根据美国权力转移的理论，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应该是一方GDP占另一方的80%到120%。尽管中国的GDP只达到了美国的60%左右，中美关系的较量就已经提前开始了。
第二，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美国的 战略重心在转移和收缩。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冷战之后在中东，如今是在亚太。中国方面，我们经过三十多年韬光养晦，过去是在国土以内埋头搞建设，如今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战略是扩展的，在中国看来，美国的战略是收缩的，双方的交汇点恰好位于亚太地区。所以中美第一次短兵相接，既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也没有现实路径可走。我们把美国派来的每艘军舰都理解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美国把我们“一带一路”所有的动作和军演都理解为把美国要赶出西太平洋。双方虽然没有出现撞机，但是不一定哪天要出事，所以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
第三，战略基础的变化。冷战时期中美有共同的苏联威胁；冷战后，有共同的经贸利益；911后是共同的反恐。而现在，气候变化也被特朗普否定，所以中美关系现在处在缺乏重大战略基础支撑的特殊时期。这两个国家如果没有重大的战略基础去支撑，就容易随波逐流。
第四，战略环境的变化。领导人会晤的效应持续期间在缩短，从内部来看，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掣肘两国对彼此的外交；从外部看，朝鲜、伊朗、乌克兰、菲律宾等国都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袁鹏认为，如果还是延用过去的思想和指导框架，那么中美关系还得逐渐恶化。“‘贸易战’或许去年就会发生，只是因为两国元首的会晤以及朝核问题的紧迫性把它掩盖了。”他指出，中美元首外交在去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达成中美关系的新方向，因此中美关系还是按照过去的节奏不断地走向负面。
“美国虽已认定中国是战略对手，但是全面战略还没有形成，这给了我们一个缓冲的机会。”袁鹏指出，美国对于应对中国这样的对手缺乏经验。“我们具有美国过去所有战略对手的优势集合：中国一直在提倡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上是和平的姿态，让美国难以找到借口；中美贸易额巨大，相互依赖，双方出招时会投鼠忌器。”
在贸易摩擦问题上，袁鹏认为，中方面临三条不同战线：其一是同特朗普的政治战，特朗普的主要目的是回馈基础选民，摆脱国内矛盾；其二是同美国经济界、企业界真正的贸易战，他们不关心贸易赤字，但是希望中国开放金融、保险服务；其三是同美国具备战略思维的政治家打的战略战，班农、纳瓦罗等人希望通过贸易战打垮中国高科（600730）技竞争的潜力。
“中美是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博弈，不能只满足一个，不顾另外两个。”因此，袁鹏认为，中方的应对选择是，一方面在贸易问题上进行谈判与博弈，同时推动国内开放。与此同时，还需应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压力，要同他谈所谓的贸易赤字问题。
袁鹏指出，在高科技、核心竞争力上，不能有丝毫侥幸和松懈，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2025、2035乃至2050计划。从战略安全来讲，最担心的还是贸易战一旦失控，有可能波及其他领域，比如台湾。“习主席在博鳌论坛提出开放金融服务，而且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体现了迈向第二个改革开放时代的信心。”
对于当前的国际形势，袁鹏认为，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中印关系、中日关系得到缓解，中俄、中欧、中非、中拉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我们高举的贸易自由化大旗是顺应潮流的。因此，在这次贸易战硝烟弥漫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欧洲、日本仓促跟美国站队。
“根据这一发展思路，一方面我们对中国自身发展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们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也充满信心。也许是过于乐观，但两个国家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后果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