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发自广州

　　作为观察2019年财政工作的重要窗口，12月27-28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结2018年财政工作，研究部署2019年财政工作。

　　本次会议细化了稍早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9年的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市场普遍预期，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反映在财政赤字率的提高，甚至可能突破3%这一红线，这一方面给减税降费提供空间，另一方面保持较高支出强度，给经济托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此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财政支出对于经济的提振边际效应递减，2019年财政政策中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并且减税降费将集中在增值税、个税、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上，比如增值税税率简并降低，社保费率下降。

　　不应被3%红线缚住手脚

　　在经济学的理论中，财政赤字率长期高企，将加剧政府债务负担，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和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这也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屡屡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

　　基于这一理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救助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都把降低财政赤字作为救助关键条件。而在1993年11月生效的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维持财政赤字率在3%以下的警戒线，是欧洲国家加入欧盟的门槛和约束条件。

　　但在采访中，杨志勇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在过去的历史中，包括美国、日本、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赤字率超过3%的情况并不稀奇。

　　根据IMF的2008-2017年数据，过去十年内，德国平均赤字率最低（0.5%），仅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突破3%，最近四年甚至保持了连续财政盈余。

　　平均赤字率低于或接近3%的国家还有俄罗斯（1.3%）和意大利（3.2%），美国和日本分别为6.5%和6.8%。金砖国家中，印度、巴西和南非则分别达到了7.9%、4.8%和4.1%。

　　而回顾2003-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我国财政赤字率目标从未突破3%。

　　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形势最为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2009年），还是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最大的2016年和2017年，中国财政预期赤字率都设定在3%，但从未突破3%的上限。而2018年，财政赤字率下降到2.6%，但赤字规模稳定在2.38万亿元。

　　“在制定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不应当被3%的红线束缚了手脚。”杨志勇在采访中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所谓3%的赤字率红线，其实是欧盟政治妥协的产物，并没有坚守的必要。在整个大规模减税的背后，最需要保证的是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如果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没有受到影响，那么打破这个3%的红线并不会发生难以承受的后果。

　　更重要是政策效果

　　2018年11月14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从长期角度来看，我国发展的优势和潜力也是比较充足的。刘爱华提出此说法的原因之一，在于目前宏观政策的空间和余地比较大，通胀水平比较低，财政赤字率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政府的负债率也是处于合理区间，外汇储备仍然充足。

　　这些方面，使得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比较大。

　　杨志勇在采访中也强调，财政政策应当承担起提振经济的重担：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应该扩大赤字、扩大减税，用积极财政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总收入一定要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在必要时，应该通过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活力、改善人民生活。

　　根据中信证券(600030,股吧)明明研究团队测算的数据，如果2019年的基建投资增速为8％，对应基建的增量资金需求为1.2万亿元，若该部分增量资金需求均由地方债满足，那么专项债3500亿元增量的假设下，一般债需要增加8500亿元，那么2019年全国的赤字率将上行至3.2％。

　　“2019年赤字率肯定要破3%。”国泰君安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增值税的减税叠加三档并两档的改革或减税1.3万亿元，而目前个税减税方案表明或减税达3000亿-4000亿元，因此2019年总的减税幅度比较明显。“在支出刚性的情况下，预算赤字率必然要破3%。政府或通过结转以往结余和政府基金方面的预算来部分缓解赤字率的上升，但预算赤字率大概率仍会达到3.2%。”

　　当前，防风险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大背景下，也有不少市场人士和学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赤字率突破3%。在他们看来，财政政策过于积极、政府债务规模过于扩张，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更不利于防风险。

（责任编辑：赵艳萍 HF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