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规模较大的政府资产净值,并不能保证我们高枕无忧,面对可能到来的‘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将困难估计充分,并做好预案。长远看,不断优化存量财富配置,才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尚有大量改革任务需要完成。”日前,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新书发布暨高层研讨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介绍,尽管长期以来,我们以GDP来衡量一国的实力,但社会净财富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更好指标,其涵盖范围更广,且存量财富是增量产出的基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社会净财富为63.0万亿美元,美国是89.2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70.7%。
我国净国民财富全球第二,投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最大
张晓晶介绍,2016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非金融资产与对外净资产之和)总计437万亿元,其中,国内非金融资产424万亿元,对外净资产13万亿元。中国社会净财富水平,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国GDP为74.4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社会净财富规模和GDP都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达到如此水平,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金融资产增速快于非金融资产。2000~2016年,我国非金融资产由37.5万亿元增长至424.5万亿元,增长了10.3倍;金融资产由53.2万亿元增长至786.2万亿元,增长了13.8倍。金融资产增速显著高于非金融资产,导致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金融资产中平均增速最高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平均增速分别为44.2%、26.7%和25.2%。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居民占有的社会净财富相对比例不高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社会净财富的73%归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有两种不同方向上的力量影响居民和政府在净财富上的分配:一个是所有制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会降低政府财富的占比;另一个是政府部门掌握的资产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价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来内大量国有企业上市,这会增加政府财富的占比。
政府部门占有社会净财富比例相对较高,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显著差异。2016年,英美政府净资产均为负,而日德政府净资产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均不足5%。中国独特的财富持有结构,既反映了现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特点,也体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性特征。政府主导的经济赶超,积累了大量的政府性资产,这包括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大量负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等资产;而公有制为主体,则使得土地等重要资源为政府所有,也导致政府资产规模庞大。奉行公共财政(而非建设性财政)、土地私有化和国企占比很小,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政府资产规模显著小于我国的主要体制因素。
张晓晶认为,从风险维度看,政府部门拥有大量净资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它使得我们能够有底气地应对风险。但是,从效率维度看,政府直接拥有和配置大量资产,也导致经济的整体效率下降。长远看,我国需要盘活和重置政府存量资产,这包括,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鉴于国有企业股权也是政府净资产的重要构成,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僵尸国企的退出,应是优化配置政府资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120万亿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财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强调净财富是应对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需综合考察资产、负债和净财富。张晓晶认为,“这意味着,仅从债务或杠杆率角度来讨论债务风险,结论可能偏颇。”“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张晓晶介绍,2000~2016年,政府负债从2万亿上升至27万亿,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元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张晓晶认为,也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对政府净财富的冲击:一是未直接计入的各类隐性债务。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隐性债务(按不同口径估算,约在30~50万亿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估算约为25万亿)。二是政府资产的流动性。我国政府部门净资产中,剔除掉变现能力较差的非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也达到73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股权为52万亿元,占政府净资产的44%。政府非金融资产中,政府土地储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规模为23.9万亿元,占政府非金融资产的52.4%。总体上,政府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三是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性。过去十几年来,全部非金融资产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来自于价值重估的贡献;金融资产中的股票和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其估值水平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类风险值得关注。